（出国留学的打工子弟：上海户口和学区房之外的奇迹）

喜欢音乐和绘画的星晴，人生梦想之一就是用绘本给小朋友讲故事

星月已经在加拿大温哥华生活了八年，高中两年，大学四年，以及工作后的两年。温哥华这座城市有着令她喜爱的气质：繁华与宁静并存。白天去城市中心上班，便走入了喧嚣与热闹；晚上下班后回到住宅区，又回归了平静安宁。

如今竟在温哥华这么多年了，她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就在八年前，她还是上海一所民办职高的学生，没有上海户口，不能参加中考、高考，上不了大学，前途一片渺茫。她常常回家晃荡，不去上学，对世界失望。唯一有兴趣的，就是缠着妈妈要钱，想去做生意，像好友家一样去卖水果。

那时她万万不会想到，自己有一天会拿到全额奖学金，去加拿大念高中、大学，毕业后在那边工作。还有她的弟弟恩四、妹妹星睛，也都拿到全奖出去读书，如今在美国念大学。

这是一个惊奇故事。他们，还有许多在上海东北角成长起来的打工子弟，构成了这个故事神奇的一部分。他们没有上海户口，无法在上海参加中考、高考。但如今，却从他们中走出了10个拿着奖学金去国外留学、工作的学生。

在这个教育越来越难改变命运的时代，无数家庭被卷入学区房、补习班、兴趣班的比拼之中，他们是如何一步步跨越了政策、阶层、资源匮乏的藩篱，另辟蹊径，去了国外留学？他们的人生，是否因此不同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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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在温哥华海边的田园小道上行驶，像是穿越了一座森林，最后停在一处靠海的房子前面。一位老爷爷倚在门前，面露微笑，等待三位学生的到来。几只小鹿在路边吃草，有人到来也不受惊吓，兀自安祥地啃噬草地。夜已深，抬头便可见漫天的繁星，连银河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那是星月抵达温哥华第一天所目睹的场景，她和两位同学下飞机后被送到海边的本地人家中，寄宿三天，度过初抵异国的缓冲期，迎接三天后UWC（世界联合学院）加拿大分校的开学典礼。

三天后，从住家爷爷家里搬去学校，她再次被这所魔法般的校园给惊呆了：“那是一个连大门都没有的学校。几座木头房子零星地散落在森林里，学校的一边是森林，另一边是大海。小鹿在草地上吃草，小浣熊在树枝上睡觉。”她无法相信，这就是自己将要度过两年高中生涯的地方。

就在半年多以前，她还在上海吴凇的民办职高里茫然不知所终。转折来得太过突然，连她自己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回想：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

她想起了半年前的冬天，那个决定性时刻。

那是2011年1月，她从上海去了北京面试。全英文面试，参与竞争的都是和她差不多大的中学生。他们大多来自国内大城市的重点中学，说一口流利的英语。只有她是中专生。

过年的时候，一个在复旦学习人类学的挪威人吴郎来帮她练习英语口语，在她家住了十几天。但她每天带着他去附近的河沟里钓鱼钓虾，在家里弹吉他唱歌。妈妈被气得不行，不是说练英语吗，这丫头怎么一点儿也不用功？那时候，妈妈说了好多气话：“你要能考上啊，我就给全上海每条狗都缝件衣服，头朝下走路。”

但她知道，自己已尽了最大努力，看似在玩，实则也是在生活中去练习和思考。面试那天，英语交流不算太吃力，偶有不会的单词，也能想办法换个词表达。重要的，是把自己怎么想的说清楚。

“如果你是中国政府官员，你要做什么？”面试官赵宾问她。

“我要改变中国的户口。”她说。他们就中国的户籍制度讨论了一番，赵宾又问：“去了国外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想做教育公平有关的事情，改变中国教育现状。”

“怎么改？”

“我要拍记录片，让大家去看，在看的过程中改变人们的想法。”

赵宾眼前一亮。他是UWC校友，彼时担任爱生雅集团亚太区法务总监，也是UWC中国理事会学生选拔统筹人。他面试过很多人，很多人都很懂得面试技巧，答案早就设计好了。但星月的回答，他感觉得到是发自内心，她眼睛里的火花更是无法设计。

“她的眼睛是会发光的，一看就知道是会尽全力去做一件事情、很有能量的人。”赵宾说，那些年面试的人里，这样的人不超过5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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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之前的星月，是上海郊区一所民办职高的高二学生，前途未卜。她原本也可以拥有光明的未来：初中时成绩优异，经常考全校第一，每学期能拿2800块奖学金。只要能参加中考、高考，考上一所好大学毫无问题。

但一切前景在她初二的某天被击碎了。那一天，老师和她确认，她不能在上海参加中考。星月妈妈王秀的头发是从那一天开始白的。“家里三个小孩，老家回不去了，上海又不能考试，可怎么办呀？”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，成天往区教育局跑，哭诉，求告。但政策的大门之下，个体的努力却像蚍蜉撼树。

星月也回不了老家。小学五年级时，她曾被送回安徽老家读了一年，成了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。那一年，她在听不懂的方言环境里学习成绩直线下降，还带着班里同学逃课玩耍，屡屡被老师告家长。王秀不得不把她接回上海，那也是王秀第一次意识到：孩子一定要带在身边，陪伴他们成长，错过了那些年孩子长歪了，就再也无法挽回了。从那以后，她再没想过把几个小孩送回老家。

可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妹妹星晴记得，当时“所有人都很有危机感，初中毕业后就没书读了，到时该怎么办？”文艺才能突出的星晴，曾想过种种办法，甚至找到了一条出路：去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特长生。在招生简章里，她看到了格外醒目的字眼：只要才艺出众，可以不受户籍限制，破格录取。

但最终，她因一年十几万的费用泄了气。父亲的集装箱物流生意出了事，母亲也因此去外国人家里带小孩……养育三个小孩的他们，无法支付这高昂学费。

一夜之间白头的王秀，又去找张轶超商量三个孩子的未来。多年来，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的张老师帮他们解决了很多小孩上学的问题，他为了帮助这些农民工子弟而成立的久牵志愿者服务社，也成了国权北路一带农民工孩子的另一个家。

2001年，还在复旦念哲学系研究生的张轶超第一次去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，被那里的环境惊呆了。在那片到处是简易房的棚户区，几间简陋的房子就构成了学校，一群浑身灰扑扑的小孩子挤在里面上课。

他不敢相信，在离安静优雅的复旦校园不到五公里的地方，竟然还有这样简陋的小学课堂，课堂上的老师没有专业教育背景，甚至还有中学毕业生。

张轶超决定在复旦组建志愿者团队，去给这些农民工的孩子们上课。五年后，他把短暂零散的支教，变成了有固定场所和内容的公益教育事业久牵，为这些孩子提供课外的音乐、艺术、英语等课程，志愿者老师来自附近的复旦、在上海工作的白领，还有张轶超本职工作所在的上海平和国际学校。

星月是最早进入久牵的学生之一。她的童年都留下了张轶超带来的快乐和明亮，踏青、抓蝴蝶、制标本、钓鱼虾、弹吉他、唱歌，小年夜在国权北路的棚户区里放烟花，夏日的夜晚用天文望远镜看星星。

这个成天在棚户区晃的青年人，后来成为星月和弟弟妹妹去往UWC的关键人物。

给久牵的孩子们上课的张轶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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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轶超也很愁，那么优秀的学生，就真的与大学无缘吗？

直到2010年的冬天转机出现。那时，朋友知道他在做久牵，告诉他有一所名叫UWC的国际学校，准备在中国开放招生。

UWC，中文名字为世界联合学院，由德国教育家库尔特·哈恩于1962年创立，意在将不同国度、种族和宗教的年轻人集聚在一起互相学习，缓和彼此的敌对和争端，为各自的社区和世界带来改变。彼时共有14所学院，分布在世界各地，运营资金源于各国政府及私人捐助。它提供两年大学预科教育，之后可以申请海外大学。

中国在1973年送出了第一批UWC学生，其后一直由国家部委选派，毕业生中不乏外交部副部长等人。直到2010年，由其毕业生志愿组成的UWC中国理事会成立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学生。

得知这一切后，张轶超立刻组织了几个符合UWC招生年龄的孩子，集训英语，填写申请书。星月她最初是不抱希望的，全国范围内只招25名学生，得有多渺茫啊。快到报名截止日了，她连申请书都没填，是张轶超在截止日前三天逼着她填完后寄了出去。

那一年，星月成了唯一一个进入面试并被录取的久牵学生。

王秀是在4月1日那天接到电话得知结果的，当时的场景她至今记得一清二楚：

“愚人节那天，她给我打电话，妈妈我被录取了，你猜我考到哪里去了？加拿大，最好的UWC，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。

我简直不相信，一看手机愚人节，这死丫头，愚弄我。电话一挂，我把手机装包里不理她。一会儿张老师打来了，星月妈妈，星月有没有给你打电话，她被录了，最高分数录取。

那我高兴得失控了，在公交车上哭了，我说张老师真的谢谢你，没有你一步一步给我们安排，我们也走不出去。”

星月也为所有久牵的学生打开了一扇门。2011年后，每年都会有六七个久牵学生申请UWC，平均每年被录取一个。几年后，恩四和星晴也相继被UWC全奖录取。

上海姑娘彭洁云曾在久牵做了两年志愿者，教小提琴，她带的好几个小孩都出了国，她至今对他们印象深刻：

“她们眼睛里是有光的，很有灵气，学什么东西都很快，知道自己要什么。都很忙，在久牵上很多课，还有的在做实习，或者考雅思，去支教，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充实。”她说，“相比于上海本地学生，他们更有危机感。而且他们在久牵接触的人和事很丰富，复旦校友、上海很多企业的公益活动都是和久牵对接，让这些学生视野很开阔。这一点，甚至比很多整天忙着学习的本地小孩要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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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去了UWC并不是故事的终点，而是另一种喜忧参半人生的开始：几乎所有久牵的学生在UWC第一学期都想过退学。

在加拿大的第一个月，星月很难熬。在异国他乡，人们用英语聊天、上课、做作业，她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应付全英文环境，上课像是在听天书。巨大的压力一度让她很难承受，但她却一个电话也没有打回家，因为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艰难与脆弱。

恩四和星晴也经历了最初的文化和语言冲击，以及课业的艰难。他们在各自的学校里，看到每学期末都会有人承受不住压力而退学。

周贝贝是去年刚考入UWC的久牵学生。她17岁，在UWC常熟分校念了一年预备班后，即将去亚美尼亚分校。过去一年，即便是在位于中国的分校念书，她也感觉遭遇了“毁灭性打击”。在上海公立中学念初中的时候，她的英语成绩很好。但来到国际学校，所有课程、作业都是英语，用英语写剧本、演话剧、做报告，她感到压力巨大，一度感到很消极。

可是，他们身上又有种韧性，就像开在山野的蔷薇，在野外无人照看也会猛烈生长。

八年前在加拿大的星月，最艰难的时候常坐在学校海边的甲板上看着边上一棵树，觉得自己就像在爬树一样，人还在树下艰难挣扎，但好想有一天能够爬到树顶看上面的风景。在那一刻，她意识到“人要直面自己的弱点才能变得更强大”。从此，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成了目标，不管行不行，都先报名。

那之后，她在例行会议上发言紧张到死也要说，在音乐节上去表演节目，和同学们彻夜聊世界、聊梦想，接受物理老师的徒步挑战，跟校长理论为什么要取消她最爱的人类学课程，为了练习跳海差点被淹死，和日本同学讨论中日战争争到面红耳赤最后以微笑和拥抱结束……

两年后从UWC毕业时，她哭得像个泪人，学校的老师同学就像家人一样亲切，自己也在一次次自我否定、肯定之间，不断走出舒适区，变得更强大坚强。后来，她拿到了加拿大一所大学的全奖，念人类学和经济学。

四年后，星晴也从UWC毕业。极具语言天赋的她，去UWC之前就擅长英语、日语等几种语言，她的UWC两年也更平顺。毕业后，她和恩四一样，拿到全奖去了美国念大学。

大学里，恩四申请了海上学府项目，坐着游轮环游世界，在游轮和沿途各地学习

周贝贝熬过了第一年，她感到有些“心累”。在常熟UWC，她的同学多是家境优越、以考国外名牌大学为目标的典型国际学校学生，每个人都有一项“很优秀”的特长，辩论、演讲、组织策划、文学创作……她有时会遭到挑衅，被质疑英语水平和能力。但在极大的差距下，她仍然拼尽全力拿到了合格的分数，让所有人都惊叹她这一年极大的进步。

选择UWC亚美尼亚分校去读完两年正式课程，是一个面对巨大未知的决定，她仍对此感到忐忑，不知道前方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两年后能否申请到心仪的大学。但她的身上始终散发出掩不住的活力，对远方的亚美尼亚，“保持挑战自我的初心，去探究更大的世界吧。”她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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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金融机构工作一年后，星月终于跳槽去了教育行业，同时将在今年9月去加属哥伦比亚大学念教育学研究生。

她还是走到了教育这条路上来。2017年暑假，她在面临择业时，被UWC中国常熟分校共同创办人、哈佛上海中心执行董事王颐的一句话点醒了，他说：“你的背景就是教育，所以你做教育是理所当然。”

她意识到他是对的。“因为教育不平等我没法在上海中考、高考，不出意外也不能读大学；但也是因为教育我才有机会读UWC，才会大学毕业，并成为此时此刻的我，所以我是应该做教育的。“星月说。

冥冥之中，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会走到一条路上来。今年春天，同样是打工子弟、从北京蒲公英中学考到UWC的段孟宇，拿到了哈佛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，所学的专业也是教育。

张轶超也是在和这些孩子的接触中，发现了自己对教育的兴趣，从而在这条路上走了快20年。20年了，一边在国际学校教书，一边做久牵，他也从当初那个青涩、为了争取权益和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当面冲撞的年轻人，变成了一个1岁孩子的爸爸，两鬓的头发染上了零零星星的雪白。

早先，有朋友说张轶超你做久牵这事儿吧，改变不了这些孩子的命运，他们还是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成为一个普通的打工者，但好处是他们成为坏人的概率变小了。“现在看，这些孩子都不坏嘛，普普通通的劳动者，留点善意在他们心中也是挺好的事儿。”张轶超说，“不上UWC又怎样呢？毕竟绝大多数孩子是上不了UWC的。”

从久牵走出来的大部分学生，都成了这座城市的普通劳动者，中专毕业后找一个对口的工作。有的做平面设计，有的在游戏公司画图，或者再普通一点，在爸妈的水果摊上卖水果，在超市做收银员，这些都是在上海。回老家的，有在跑运输，也有人生了孩子做全职妈妈。

而去了UWC的学生，如今有两个从国外的大学毕业，留在加拿大和美国工作，其余的都还在念书。他们去了英国、波黑、香港、加拿大、美国、亚美尼亚、德国，用自己的双眼去看更广阔的世界。和他们的父辈相比，他们已经走得太远太远。

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未来会怎样，或许也会成为普通人，不过是做着白领工作的普通人。但，那又怎样？

张轶超看到了另一位从事公益教育、帮助打工子弟的同仁写的文章，文章里说希望这些孩子今后能“做珍贵的普通人”，他很赞同，却觉得这样还不够。他觉得教育还有一点很重要：它必须得给人力量。

“如果教育不能让人变得强大，那么你要教育干嘛呢？我可以做珍贵的普通人，但当选择来临的时候，我必须有力量去捍卫珍视的东西。如果没有力量去捍卫珍视的东西的话，那做普通人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久牵的孩子们

注：本文为腾讯旗下非虚构新闻账号“谷雨实验室”独家撰稿，为未删改原文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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